1726年，即雍正四年，胤禛亲自处理了一桩文字狱案，那就是钱名世谄附权臣年羹尧案件。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此人有才无行，不为士林所重。年羹尧进京时，钱名世赋诗相赠，极尽谄媚之能事。年羹尧遭到雍正清算，自然牵涉到钱名世。钱名世谄附的手段是诗文，朝廷定性严厉，如“备极谄媚”、“甚属悖逆”等等，吹毛求疵、无限上纲的色彩浓厚，体现了此案的文字狱性质。

雍正处理案件极富首创性，一是亲书“名教罪人”四字，让地方官制成匾额，令钱名世悬挂家中。谕旨称：“着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造匾额，张挂钱名世所居之宅。”（《世宗实录》卷43，中华书局影印，页626）二是下令在京举人、进士出身的官员，人人写诗，批判钱名世：“可令在京现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记其劣绩，以敬顽邪。”（同上）

对朝廷钦定的罪犯，不是凌迟处死，不是斩首示众，而是写成牌匾，悬挂宅门，毁其名誉，让他没脸见人，生不如死，可谓史无前例。对于钦定要犯，发动朝廷百官，人人赋诗，集体批判，也是前所未有。事情还不算完，还要将所有批判诗文汇集上报，编辑成册，发给罪犯本人（“并其所为诗文，一并汇齐，缮写进呈，俟朕览过，给付钱名世”），这也开辟了先例。雍正对此颇为得意，他总结道：“钱名世谄媚奸逆，特书与匾额，令诸臣赋诗以昭惩创者，亦非仅为此宵小一人，盖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名教罪人》谕旨）

于是，一本叫做《名教罪人》的诗集隆重推出了。至于多少人参与了写诗，创作了多少作品？都是历史之谜。好在诗集里存留了历史信息，载入的部分参与者，生旦净末丑，历历在目。有人作过统计，全书涉及作者385名，就是说，当时至少有385位朝廷官员参加了对钱名世的讨伐与批判。清廷的大学士、六部尚书、左右侍郎、内阁学士、都察院御史、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员都厕身其中。

收录诗集的作品不是随便的。这些诗作，在“一并汇齐，缮写进呈”之后，都要“俟朕览过”。皇上不仅御览了全部作品，他也是唯一评委。可见，这次活动如同一场赛诗会。既是比赛，就有活动宗旨、比赛规则、评比等次等等。活动宗旨只能由皇帝来确定：“在京大小臣工，由制科出身者，咸为歌诗，以攻其恶，俾天下后世凛然知所儆戒。”比赛规则就是对钱名世的诗文讨伐。但在风格上，喜笑怒骂，冷嘲热讽，就看各自发挥了。

至于评比等次，那是雍正皇帝的专权。他把所有作品分为三类：一类是合格；一类是不甚合格；一类是不合格。雍正最钟意的是詹事府正詹事陈万策的作品。因钱名世的名与字，与戴名世（康熙朝《南山集》文字狱案主犯）与年羹尧（字亮工）互同（一说指明末清初的周亮工），故陈万策有句云：“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雍正认为此诗用语巧妙、属对工整，而大加赞赏（“大称旨”）。（《永宪录》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页274）然而，在《名教罪人》中，并没有这首诗，收入集中的，却是陈万策的另一首：

轩阶屈轶久呈祥，鹈鸟宁教玷鹭行。
莫倚词华工谄语，须知邪佞有刑章。
蓬壶削籍羞同侣，畎亩余生媿故乡。
共仰宸题严斧钺，祇思励操凛冰霜。

“莫倚词华工谄语，须知邪佞有刑章”一联旗帜鲜明，是警告，也是批判，准确传达了圣意，体现了批判的宗旨。“共仰宸题”则是对雍正题匾的拥护与表态。

诗集未收录的作品与作者，结局分为三类：一类退回重作。其中6人，因其诗“浮泛不切”,御览不合格，另作进呈。二是革职为民。钱名世的同事、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的诗作“谬误舛错”；翰林项维聪的作品“文理不通”，均被革职，遣返原籍。其所受处分与钱名世相同。三是充军为奴。翰林院侍读吴孝登诗作“谬妄”，被发配到遥远的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清史编年》第四册，页188-189）其遭到的惩处比钱名世还严重。至于这些诗作，如何“谬妄”，有何“舛错”，诗集不曾收录，就不得而知了。

这部诗集是雍正亲自策划和运筹的批判文集，所有参与者很清楚，这类创作，个人没有选择空间，批判目标是钦定的，政治立场是既定的，作品导向是确定的，由于其权力格局的自上而下，决定了所有作品口径一致，大同小异，味同嚼腊，毫无诗意。不过，从中也可看到一些扭曲的特征，那就是违心的自愿，被动的积极，无奈的义愤，种种言不由衷，特别是大量诗作在批判钱名世谄媚同时，所表现出来的对皇权的谄媚且变本加厉，从而产生了这本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这部诗集的序言以雍正谕旨代之，可见其政治份量。“编者说明”也引经据典，论证诗歌褒美刺恶之功能，所谓“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有同萧斧之诛”。但他贸然肯定，“诸臣所撰诗凡若干首，虽辞采质陋，然皆发于天性。”显然不是事实。在皇权高压之下，这些诗作只不过是响应号召、不得不尔的产物。

诗集中有两位作者的作品值得注意。

查嗣庭，浙江海宁人，时任礼部左侍郎。《名教罪人》收录了他的诗作，其诗曰：

羞恶廉隅了不明，读书堪笑负平生。
昧心语已言妄赧，悖理辞尤恶贯盈。
一网开恩宽斧锧，百年遗臭辱簪缨。
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

查嗣庭绝对想不到，在奋笔批判钱名世刚过半年，他也身罹文网，被雍正治罪。诗中的“百年遗臭辱簪缨”，不仅成了他的自我写照，甚至都没有享受到“一网开恩宽斧锧”的宽大。雍正五年，他不仅未能“从今负罪归乡里”，甚至死在狱中仍遭戮尸枭示。其子16岁以上者被处斩刑，15岁以下者与查嗣庭之兄、侄均被流放3000里（《世宗实录》卷57，页868）。至少在清代，他自己倒成了“掩口人惭道姓名”的朝廷逆贼，其下场比起钱名世显然悲惨的多。

谢济世，广西全州人。在朝廷百官对钱名世诗笔讨伐之际，时任翰林院检讨的谢济世也曾积极参与，《名教罪人》载有他的诗作：

江东归去黯吟魂，不死全叨圣主恩。
岂有端人工颂祷，须知大义炳乾坤。
郑碑纵瘗韩园土，求鼓还鸣孔氏门。
自古奸谀终败露，曾将青史细评论。

这位曾经笔伐钱名世的朝中名士，当年岁末，即进入其仕途与生命的迭宕期。在此后几年里，他曾被捕入狱，他曾充军西陲，他曾刑场陪斩，也曾苦力当差。其罪行不仅有“要结朋党，扰乱是非”，也有“注释《大学》，毁谤程朱”，更有雍正认定的“仍怀怨望，恣意谤讪”（《清史编年》第4卷，页390）。不知他是否意识到，他的两度堕入文字狱，正应了他自己“自古奸谀终败露”的谶语。而他在雍正、乾隆两朝的亲身经历，也曾两度体验了“不死全叨圣主恩”。谢济世被贬回籍，病死家中，得以善终，这在清朝文狱史上，真乃一大侥幸。

夏衍曾改清人《剃头诗》打油道：“闻道人须整，如今尽整人。有人皆要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查嗣庭、谢济世奉旨批判陷入文字狱中的钱名世，时不过数月，何曾想过他们自己也会双双跌入文字狱？打油诗的最后一句——“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道尽了清代文字狱罹难者与幸存者的苦涩与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