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市有个“五公祠”，五人之中，除了唐代的李德裕，其余4人（李纲、赵鼎、胡铨、李光），都是南宋初年的政治家；都是抵抗金国（即通古斯人、女真）入侵的主战派；都是被朝廷撤职流放到海南岛。

在中国古来的历史上，每逢外敌入侵，如何应对局势，庙堂之上总会呈现对立的两派，即主和派与主战派。主战派往往被称为爱国者而流芳千古，而主和派往往被称为卖国贼而遗臭万年。上述4人与同时期的岳飞是主战派的代表，而当时的赵构与秦桧君臣，则是主和派的代表。这些人物在历史教科书中已盖棺论定。当然也有例外，上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对秦桧与岳飞的评价就与世俗不同（《白话本国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412），只因后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考虑到局势与舆论，只好下令对这套教科书进行修订。不过，这似乎也坐实了人们对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浅层理解。

时值中美贸易战的进行时，这种思维惯性仍在发挥作用。在特殊的政治场域中，非常自然地赋予这场贸易战以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敌对性质。且不说主流电视频道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抗美援朝的旧影片，一些主流媒体轻车熟路地按照“攘外必先安内”的思路，开始对国内的“亲美派”与“投降派”大张挞伐。梁兴国先生为此撰文，《不宜将贸易战异议者斥为“投降派“》（2019年6月2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我对文章的看法是赞成的。中美贸易战，既非热战，也非冷战，只是贸易纠纷与经济摩擦。摩擦或纠纷的双方属于贸易伙伴或竞争对手；解决摩擦与纠纷的手段不是战争与武器，而是谈判与磋商。如何应对中外贸易的矛盾与冲突，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国民予以关心或议论，不过见仁见智。利益相关者的关切，体现的正是主人公精神。封杀、抵制、批判、打压不同的看法与议论，将一些主张谈判与和解的议论视为“投降倾向”、“敌对思维”，将斗争矛头指向内部、指向自己人，“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外部纠纷未解，内部阵脚先乱，这仍是阶级立场与斗争思维的惯性。

其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主和派与主战派有时只是应对局势变化的不同看法与立场，二者并不总是忠奸立辨、善恶分明的敌对派别。中国近代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

1900年夏季，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前夕，满清朝廷内部就出现了主和与主战两派意见。两派的意见对立，集中体现在慈禧太后连续召开的四次御前会议上。主战派以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为首，其主要成员有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以“皇族近支”为主的满清贵族；主和派以被剥夺了权力的光绪皇帝为首，其成员有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等满汉高官。虽然阵线分明，其实力量悬殊。

慈禧太后以光绪名义颁布的“宣战上谕”无疑是主战派的政治纲领。“宣战上谕”谴责外国列强：“三十年来，……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我民人，勒索我财物，……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页742）这是一份爱国主义的御侮宣言，气壮山河，义薄云天。然而，这份上谕，几乎将当时世界上全部资本主义强国纳入敌营，推为敌方，而当时的清廷已渐露腐朽、没落、垂死之象，这样的两军对垒，其战局不问可知。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慈禧太后之主战，真的出于民族义愤么？作为皇室工作人员和御前会议的当事人，恽毓鼎记述道：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1900年6月17日），太后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指出:“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既然照会有四条，为何太后只宣布了三条呢？会后荣禄说出真相，太后未提的一条是——“勒令皇太后归政”，盖“太后讳言之也”。让慈禧太后归政交权，无疑触动了老太太的心病，正因如此，她才激愤地声明:“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崇陵传信录》，中华书局，2007年，页62-63）据史家考证，这四条照会原本是假情报，但对付太后却是特效药。这份照会的确激怒了慈禧，触动了她的神经，“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同上书，页63）。慈禧的主战是为了保住手中权力。开战的决定，则是端王载漪求之不得的。载漪之子载儁已被清廷立为大阿哥，即预定为皇帝接班人。载漪的野心是早日废掉光绪帝，让儿子继位，以便自己掌握大权。利用拳匪，挑战列强，制造事端，以求一逞，也是权力斗争的需要。由此可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战派，他们的主张与立场，不过是争权夺利，蝇营狗苟而已。

就在这次会议上，兵部尚书徐用仪不顾太后盛怒表达了不同意见:“用兵非中国之利，且衅不可自我先。”因戊戌变法被剥夺了权力的光绪皇帝，一反往日的沉默，也慨然表示:“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清史编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页191）在次日（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端王载漪提请攻击外国使馆，竟然得到太后批准。对于这种无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国际惯例的鲁莽行径，礼部侍郎联元急忙谏阻道:“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鸡犬皆尽矣!”太后与端王恼羞成怒，“召左右立斩之”，联元幸被庄王载勋救了一命。协办大学士王文韶也明确反对宣战:“中国自甲午以后，财绌兵单，众寡强弱之势，既已不侔，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同上书，页192）此时的清廷仍然笼罩在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里，光绪皇帝、徐用仪、联元、王文韶四人反对开战的理由，有的是考虑国力衰落，有的是考虑国际惯例，然而，这些理由与逻辑都无法动摇主战派执意开战的决心。

在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就向列强开战作出最后决定。联元不看眼色，再次反对开战。他认为，即使不顾国家羸弱，无视国际惯例，战略战术总要考虑吧，列强对满清的威胁源于义和团的反洋教，而传播洋教者主要是法国。他指出：“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同上书，页193）他的意思是，作战对象、攻击目标应当准确选择，不能四面树敌。会议甫一结束，清廷即于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正式颁布宣战诏书。大清王朝与当时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开始了。

六月二十七日（7月23日），战事已经进行了一个月，袁昶、许景澄联名上疏，试图挽回危局。他们给清廷的奏折称，“自拳匪肇乱，……牵掣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千古未有之奇灾。……（义和团）灭洋之说，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灭与否，不待智者知之。”（同上书，页215）宣战上谕已经下达，在慈禧太后看来，许景澄与袁昶的谏言，无疑于削弱民心士气的汉奸言论，他们与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无疑于“投降派”与“卖国贼”。

狂妄愚蠢的清朝统治者，宣战诏书下达不久，就采取了战争行动，枪杀德国公使克林德、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攻击西什库教堂。这些重大军事行动，构成了外国军队武力攻击北京的外交借口。与此同时，那几位主和派人士，虽然具有国际视野或者战略远见，但却全部成为慈禧太后的刀下鬼。七月初三（7月28日），许景澄、袁昶血溅刑场，慈禧太后为其定的罪名是“任意妄奏，莠言乱政”（同上书，页217），意思是妄议中央，屡持异议。两周后又将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罪名如出一辙，用词略有差异，“任意妄奏，语涉离间，与许景澄等厥罪惟均”（同上书，页221）。作为主和派领袖的光绪皇帝，身份特殊，总算逃过一劫，然而，他对时局已无能为力，只能继续充当傀儡。主和派的结局是悲惨的。

主和派被清除了，“投降派”与“卖国贼”被消灭了，既然已经“安内”，终于可以“攘外”了。清廷的主战派，既不能攻，歼敌于北京城下；又不能守，御敌于国门之外。仅仅过了18天，京津直隶地区的11万清军与10余万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在临时组成的两万余名八国联军的进攻之下，纷纷作鸟兽散，大清帝国的首都沦陷了，圣母皇太后惶惶如丧家之犬，扔下京城、官员、百姓与珠宝，裹挟着光绪皇帝，不顾一切地向西北逃跑了。此时的皇太后，早已忘记了“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气壮山河与义薄云天。

（签订《辛丑条约》）

大清帝国幅员辽阔，慈禧太后逃到西安，距京城千里之遥，列强并未让其喘口气。在英美两国的主导下，列强虽然放弃了瓜分中国（即使如此，当时俄国已经吞并了东三省，德国已经霸占了胶州湾），然而，惩凶、赔款、驻兵三大要件是逃不掉的。赔款是大概率事件，慈禧太后已经打定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主意；“驻兵”当然比公使驻京更加屈辱，无奈之下，她也只能咬牙忍受。她最关心是列强能否放过她本人。她心里很明白，本老太太才是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与元凶。她十分紧张地关注着奕劻与李鸿章与列强谈判的消息。她终于收到了议和草案，于是忙不迭地阅读惩凶名单，当她确知那拉氏不在名单之上时，顿时如释重负。然而，那些在朝堂之上受到太后支持与怂恿的主战派，虽然不是冤死鬼，至少也是替罪羊，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之下，他们不是被撤职流放，就是被监斩立决，未能逃出京城的也早已自我了断。请看两条“最高指示”：

八月十四日(9月7日)，“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同上书，页228）

闰八月初二日(9月25日) ，“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均着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着从宽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并着停俸；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着交都察院、吏部议处。”（同上书，页229）

陪绑的、陪葬的替罪羊，从上到下，成群结队，刚才还是抗敌的义民，主战的中坚，一夕之间，全都成了寻衅的凶徒、肇祸的罪犯。北京沦陷之际来不及逃跑的主战派，结果也不乐观，上吊的、自刎的、病死的大有人在。其实，考虑到这些替罪羊多系“懿亲”与“帝胄”，太后已经对他们手下留情了。不久，先是刘坤一、张之洞，后则奕劻、李鸿章，均发来电报，婉言批评朝廷对那些主战派处罚太轻，“如此重案，若不戮一人，无一持情法之平”。慈禧太后本想对那些皇亲国戚高举轻放，也只得收回成命，又由撤职变成了流放，从流放变成了正法，从斩监候变成了斩立决，甚至已经自杀、病死的主战派也被追夺了爵位与职衔。如来看来，主战派比主和派的下场更为悲惨。此次惩凶，竟使清廷的守旧派与保守派，遭到毁灭性打击，从而为清末的宪政改革扫清了障碍。

有意思的是，作为主战派元凶的端王载漪，朝廷为其确定的罪名竟然是“妄言主战，致肇衅端”，到此时，主战不是功，而是罪，主战派不再是什么民族英雄与爱国者，而是“纵信拳匪，妄行攻战”，致使“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生民涂炭”的爱国贼。（《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939）而被太后处死的徐用仪等五名主和派，反被平反昭雪，追复原官。上谕指出：“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勋勚，应即加恩。……（五人）均着开复原官”，不过，太后不会承担杀害“庚子五忠”的罪名，坏事自然都是别人干的，“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交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同上书，页940）此时的主和派已经不是投降派、卖国贼，还是“做过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

从杭州岳王庙，到海口五公祠，南宋初年的主战派，距今已800多年，仍然受到人们的纪念与崇敬。当时主和派的主要成员秦桧，则被铸成铁像跪在岳飞面前。庚子事变去时不远，当年的主战派与主和派如何评说呢？他们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贼？谁将流芳百世，谁将遗臭万年？历史已经给出答案，时至今日，只是这个帮派的阴魂依旧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