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四大名著之一，家喻户晓。该书元末明初问世，数百年来，命运多舛，有识之士却予以极高评价。

远的有明末文人金圣叹，他认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金圣叹全集（一）·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9）近的有民国学者胡适，他指出：“我想《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480）中间一位是清末的，“网名”叫燕南尚生，他坚信慈禧立宪的虚幻愿景，居然如此臆断：“《水浒传》者，痛政府之恶横腐败，欲组成一民主共和政体，于是撰为此书。”在他笔下，梁山水泊宛然大宋宣和年间的“民主共和国”。如此以来，他的断语——“《水浒传》者，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说家之鼻祖也。”（《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页53、47）也就不可信了。

《水浒传》问世后，明人李渔高度评价其文字水平：“吾于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长最大，而寻不出纤毫渗漏者，惟《水浒传》一书。”（《李渔全集》第3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55）由于该书超群逸众的叙事能力，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确很受追捧。胡应麟作证说：“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嘉隆（嘉靖、隆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光绪二十二年，卷41）可见，《水浒传》盛行几乎是“现象级”。就整体而言，肯定《水浒传》的并非社会主流，批评与否定者更为严厉与集中。明弘正（弘治、正隆）年间的田汝成即指出：“《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钦定四库全书·史部·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不但评价极其负面，甚至诅咒作者，三代子孙都是哑巴。

朱明朝廷动用国家权力查禁《水浒传》，是由于明末的农民闹事。崇祯十四年（1641），山东、河南大旱。寿张（在今山东梁山县）农民李青山，聚众起事，占据梁山。他们打官兵、占州县、截漕运、谋招安，与500年前的梁山，一样的路径，一样的招数，一样的归宿，从而牵连到《水浒传》。督催漕运的官员左懋第奏报皇帝：“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南京、北京）鼎沸。……（此地）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此贼书也”——就是他对《水浒传》的政治结论。（《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页364）学者査继佐就明末民变撰文指出：“自施耐庵作《水浒传》、罗贯中续称之，笔贻祸者三而未已也。……前七年为《水浒》第一演义，而元气全澌；后十七年为《水浒》第二演义，则国命堕尽。……耐庵、贯中之笔良可畏也！”（《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2703-2704）由李青山而梁山泊，由梁山泊而《水浒传》，这就是《水浒传》之所以“可畏”的历史逻辑。崇祯帝翌年六月颁旨：“着地方官设法清查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钦此。”明廷随即下令，“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勒令烧毁，不许隐匿。”（《水浒资料汇编》，页439）只因此时明廷内忧外患，政权摇摇欲坠，这一禁令未能施行。

的确，在明末，《水浒传》向为叛军、反贼所利用，据守四川的反贼张献忠，“日使人说”《水浒》，“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同上书，页391）躁动东北的胡虏努尔哈赤，“读书识字”之始，就“好看”《水浒》，“自谓有谋略。”（《博物典汇》卷二十，崇祯八年，黄道周辑）这些叛军俨然把《水浒传》当成了军事教科书。如此以来，李青山按照梁山模式起兵造反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清军入关后，后金从外夷胡虏成了中原主宰，为了稳固政权，实行文化控制，就成了当务之急，当然不再提倡鼓吹造反闹事的《水浒传》。不仅入关之初的顺治要查处小说戏曲等“琐语淫词”（《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23），康熙年间仍然延续了这一政策，甚至强调“一切淫词小说……立毁旧板，永绝根株。”（同上书，页25）

清朝点名焚毁《水浒传》，始于乾隆十八年（1753）。当年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是广东农民“聚众起事”，二是直、晋两省出现邪教。嗅觉敏锐的乾隆皇帝认为，这些案件，“看其情节，乃依附经典，编造歌谣，……其中或另有煽惑之处。”（《清实录·高宗实录》第14册卷443，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页776）这个以大兴文字狱闻名于史的皇帝，执意认为，“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同上书，页774），这个恶书就是《水浒传》。当年七月，乾隆颁布上谕：“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习汉文。……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同上）在他看来，《水浒传》这类恶书，似乎对满人构成了和平演变，必欲除之而后快。

朝廷一声令下，地方官闻风而动。表态效忠的，贯彻执行的，层层加码的，官场百态，所在多有。翌年三月，福建官员胡定上奏：“阅饬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于是，他建议：“将《水浒传》毁其书板，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而悍俗还淳。”（《定例汇编》第三，光绪中刻本，页103-104）弘历随即采纳其建议，“《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32）

由于乾隆皇帝对《水浒传》的明令禁止，加之随后20年以纂修《四库全书》为名的搜缴旧籍，《水浒传》作为禁书，已很难觅其踪迹。嘉庆、道光之后，清廷虽未停止对小说戏曲的严管，但重点已非《水浒传》。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广东容山书院一份文告称：“盖观《水浒》者，至戕官篡囚，辄以为快。不知上下有定分，乃天经地义。父虽不慈，子不可忤；官虽失德，民不可犯。”（《得一录》，华文书局，同治八年得见斋刻本，页806）“官虽失德，民不可犯”，这样的逻辑，今人自然无法接受，而这恰恰体现了古今差异和与时俱进。不过，其欲查处的《水浒传》，重点不是小说，而是戏曲。

奕詝（咸丰皇帝）命运不济，在满清诸帝中是个倒霉蛋。在他任内，内有太平天国造反，外有英法联军侵略，没有当过一天太平皇帝。即位之初，湖南官员奏称当地教匪出没。他很自然地认为，教匪起事与《水浒传》有关，于是咸丰元年（1851）七月下达谕旨，对《水浒传》“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元明清三代焚毁小说戏曲史料》，页76）咸丰一朝，内外交困，左支右绌，军国大事已是焦头烂额，查禁小说只能流于形式。然而，一些传统文人很会替主人分忧。咸丰元年，俞万春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荡寇志》，他不满《水浒传》鼓吹犯上作乱，煽动农民造反，于是反其意而为之。这本书以《水浒传》续书为名，为朝廷出谋划策，最终荡平梁山泊。一托名“半月老人”者，为其作序称：“由七十一回起，直接《水浒》，又名之曰《结水游传》，以著《水浒》中之一百单八英雄，到结束处，无一能逃斧钺。俾世之敢于跳梁，借《水浒》为词者，知忠义之不可伪托，而盗贼之终不可为。其有功于世道人心，为不小也。”（《荡寇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页1047）正因如此，1980年再版时，“校点说明”这样指出：“在我国的小说史上，《荡寇志》可算是反动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对后世的读者，它也不失为一种颇为难得的反面材料。”

咸丰、同治年间，国家动乱频仍，平息之后，总算有了休养生息、重整河山之机。然而，一些官员不是反思内政外交的失误，而是将动乱归罪于小说与戏曲。江苏巡抚丁日昌，似乎是一个罹患文化洁癖的地方官员，他就认为，“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元明清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页142）同治七年（1868），他上书朝廷要求焚毁淫词小说，其所开具的黑名单，《水浒传》赫然在列。同治帝发出上谕：“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着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清实录·穆宗实录》第50册卷226，页104）接到尚方宝剑，丁大人随即下达通知：“《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即于现在书局，附设销毁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俾可永远经理。并严饬府县，明定限期，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元明清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页142）为保证上谕落到实处，不仅成立专门机构，而且筹措专项经费，试图毕其功于一役。一场声势浩大的禁毁淫词小说的文化革命开始了。情况明，决心大，措施实，声威壮，可惜的是，这场运动只限于江苏省内。

晚清70年，经过欧风美雨的侵袭，涌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士人，王韬被“百度百科”称为“第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第一位报刊政论家”、“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然而，他对《水浒传》的评价并未脱出时人的窠臼，竟然抄袭丁日昌的结论，也认为《水浒传》是社会动乱之源，甚至断言，《水浒传》——“此奖盗之书也。”他为该书作序时感言：“余阅未及半，瞿然以思，惧然以兴曰：‘此书何为而付之石印哉？既成不如其毁之也。勿使流传于世以祸人也。’”他甚至相信，“世传报应之说，圣叹及身被祸，耐庵三世喑哑。虽不必过泥其说，或非无因。”（《水浒资料汇编》，页45）他不仅认为《水浒传》应当禁毁，甚至相信施耐庵与金圣叹遭到报应，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光绪晚期，清廷已是风烛残年。经过拳民骚乱与八国侵华，帝都风雨飘摇，哪里还顾得上查禁《水浒传》。然而，底层社会还在原有轨道运行。毓贤抚晋，杀洋人、烧教堂，山西成了拳乱的重灾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曲阳县令向山西省府禀报，请求查禁《水浒传》。报告把义和团骚乱与《水浒传》联系起来，“义和拳、红灯照，各邪匪结党图乱，蔓延数省，旋灭旋起，未绝根株。”“作乱犯上之流，指为好汉；以劫狱戕官为任侠，以抗兵踞地为顺天。懦者信而不疑；强者勃而欲试。彼邪匪迎机而煽之，盖不啻以磁引针，以艾投火，无怪乎日事剿匪，而匪党终不能清也。”而这正是义和团孳生的气候与土壤。他们请求上级，“一律查明，严行申禁，以端民志，以遏邪氛。”（《元明清三代小说戏曲史料》页155）此事没有后话，五年后，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了。

义和团距今已两个甲子，时移势易，物是人非。今天不再禁毁《水浒传》，却很难说社会上已经消除了“水浒气”（鲁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