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历史的选择”，不是高头讲章里与“人民的选择”并列的那句政治用语，确切的含义是，历史写作应否进行选择。

话题是朋友引起的。疫情期间我写过几篇评论鲁迅的文章，谈及鲁迅的价值观与思想倾向，比如鲁迅的尼采崇拜、苏俄迷思、拒绝自由主义以及坚持“目的正确无论手段”等等。这些文章，在杂文朋友中，然否两造都为数不少。有的同道虽未置可否但能感到其不以为然。由于鲁迅死后长期被神化，加之杂文圈始终视鲁迅为宗师，存在反对意见是大概率。当然，也有明确的反对者，有两种意见，一是“不能以今天的眼光看待鲁迅”。对此，我曾撰文《“以今天的眼光”》进行了回应与反驳。二是“你对鲁迅的批评是选择性的”。此文主要是答复这个“选择性”。

在朋友的语境里，所谓我对鲁迅评论的“选择性”，显而易见，是否定和批评性的。他认为，对鲁迅的评价应当是全面的、总体的、周延的，鲁迅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是一块整钢，一块完璧，不能选择任何不同的侧面与角度。且不说太阳尚有黑子，月亮也有阴影，鲁迅作为历史人物，其一生体现为复杂的经历、性格和场景；《鲁迅全集》作为一部煌煌巨著，是由许多单篇作品构成的，怎么可能没有只有大而化之而没有小而分之的研究侧面与角度！然而，朋友否定“选择性”本身，其实就意味着对鲁迅的评论存在着选择性。如何看待鲁迅本人或鲁迅作品，既然存在不同的侧面与角度，那么，就为选择提供了各种可能。

鲁迅逝世87年了，已经成了历史人物。评论历史人物当然属于历史写作。历史写作无论确定的对象还是面对的史料，都是浩若烟海，漫无边际的。历史学者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是不可避免、毋庸置疑的。英国历史学者爱德华·卡尔（1892—1982）指出：“历史学者当然是要选择的。”（《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7）这是一个著名的陈述，简明干脆，绝不拖泥带水。而这几乎是历史学界的共识。当今时代，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有过相关论述。英国另一位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以同样毋庸置疑的口吻指出：“对人类事务的任何研究都必然带有选择性。……假设他认为所有的事实都是同样重要的——可他就是无法写成一部掺合所有这些事实的单独一天的历史。他不得不进行选择，而且，即使他把所有事实都转载出来，他也只能突出一些事实，并贬低另外一些事实。”（《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页14）突出一些事实，贬低一些事实，渲染这些方面，无视那些方面，这种行为本身不也是一种选择？另一位在国际上声誉更大的哲学家、历史学者罗素（1872—1970）也认为，“留给历史学者功能的，还有什么呢？首先应该说，他们的任务是进行选择。……因为史料是那么浩瀚，以致于不可能把它们全部都摆出来。”（《论历史》，罗素，三联书店，1991年，页3）这些名家的意见很明确，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选择不仅是必修课，也是基本功，没有或不进行选择的历史写作是根本无法进行的。

在历史研究领域，无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还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无论哪一方面的研究，都是一种选择。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修史传统的国度，比如，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其实，这些史书描述的不过是政治权力的历史，当年的史官，或官或私，史书写成这个样子，都是一种选择，应当指出的是，政治权力的历史也并不“高大上”。英籍奥裔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02—1994）指出，政治权力的历史“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因为权力政治学的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它当然包括某些掩盖它们的企图）的历史。这就是在学校中讲授的历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颂扬为历史的英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406-407），其实，鲁迅也说过这个意思，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中，也曾指斥二十四史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中外现在的史籍之所以都是政治权力的历史，按照波普尔的说法，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权力影响我们每个人，二是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三是掌权的人要别人崇拜他，甚至“许多历史学者是在皇帝、将军和独裁者的监督下写作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页407）

研究鲁迅，当然要以鲁迅的生平与鲁迅的作品为基础。即以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为例，煌煌18大卷，总计750万字。哪一个“鲁学家”或“鲁研者”的研究论著或研究论文，在主题与内容上会不加选择、毫无遗漏地囊括《鲁迅全集》18卷或者说以完整的18卷《鲁迅全集》为研究主题。事实上，鲁迅的创作经历、思想历程、婚姻家庭、人际关系，选择任何一个角度或侧面，都能写成一部大书，当今有些人不也写出了鲁迅的吸烟、骂人、购书、记账的史论，也是蔚然大观，而这一切显然都是选择。所谓的“鲁学家”与“鲁研者”，他们的专著、他们的论文，对于鲁迅这个完整的研究对象而言，也都不过是形形色色的各种选择。

波普尔在阐述历史写作必须选择时说，“事实的领域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因此就必须有所选择。”所谓埃及史、波斯史、罗马帝国史、欧洲史，都是经过选择的历史。“如果存在着什么具体的人类历史的话，那也必然是全人类的历史，它将必然是全体人类希望、斗争和受苦的历史。因为没有一个人比他人更重要。很显然，这种具体的历史是写不出来的。而我们必须有所抽象、省略和选择。”（《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页407）古代中国的历史，全部属于“帝王将相史”，这原本就是一种选择，统治阶级的选择。在《史记》中，陈涉列入“世家”，游侠进入“列传”，在传统卫道士看来，这几乎是大逆不道、石破天惊的选择。不过。这种选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却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选择有无标准，或选择的标准是什么？英国历史学者霍布斯鲍姆（1917—2012）回答道：“所有历史研究都包含着选择，……但这种选择，并无公认的标准，任何在某种情况下选定的标准，很快将会改变。”（《论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页70）他举例说，“历史学者认为历史主要由伟大人物决定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显然不同于他们不这么认为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在过去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往往涉及历史主题，比如，当有司以“儒法斗争是历史主线”为标准时，鼓吹“制民、愚民、弱民、壹民”的法家商鞅就成了进步人物；当有司以“农民起义是历史动力”为标准时，杀人如麻、屠戮四川的黄巢、张献忠也就成了先进代表；当有司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标准时，整个中国史成了贯穿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史。可见，选择是人为的、变动的，而不是客观的、稳定的，因而是没有标准的。

历史学者选择的主观性，是不应受到指责的。历史事实的确定或选择，本来就是人为的过程，当然带有个人的主观性质。汤因比曾经作过相当直白的论述：“历史事实的确不是什么可以被你拣起来抚弄的具体的东西，如一块砖头或一块石头那样：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事实是人为的，它是人们从原始材料中选择出来的结果。即使是一块砖头，也是人们从这个世界的泥土中选择出来的东西。”（《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页15）选择当然是主观的，选择自然取决于历史学者的主观判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的名言。卡尔在论述这句名言时指出：“‘历史就是一个对这种思想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在自己脑子里把这种思想重新加以组织的过程’。……重新组织的过程支配着对事实的选择和解解：这的确就是使这些事实成为历史事实的关键所在。”（《历史是什么？》，页19）他的意思是说，对于任何历史事物，历史学者都要放出眼光，运用脑髓，用自己的头脑对这些史实作出选择与解释，这种“选择与解释”其实是历史学者大脑加工的过程，也就是“自己脑子的产物”。波普尔更加明确地强调，历史写作的选择，是根据历史学家个人的观点作出的，“要避免一种有选择性的观点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想这样做也不足取；因为即使能这样做的话，我们也不会得到一种更‘客观’的描述，而仅仅是一堆完全互不关连的陈述。”他进一步强调，“观点是不可避免的，躲避观点的天真的想法只能导致自我欺骗，导致不加批判的运用一种不自觉的观点。……若坚信能避免，惟有导致自欺和缺乏批判的态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页393-394）朋友认为我对鲁迅的批评不仅是选择性的，而且是个人观点。对于这些说辞的回应与反驳，我个人已无须饶舌，只须认真品味波普尔这段论述就行了。

在历史写作中，也并不都是作者个人的选择。既有的研究素材——史料或史著，不少就是前人的选择或者集体的选择的结果。卡尔指出：“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景是为我们预先选择好、决定好了的，而且与其说是偶尔选择决定的，倒不如说是由一些人选择决定的。”他说，“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中世纪历史的事实，差不多全是由历代的编年史家为我们选的。”（《历史是什么？》，页9）《史记》的撰写自然是司马迁个人的选择，而《资治通鉴》，则是在朝廷主导下，由司马光牵头率领一个写作班子完成的。在我国历史上，最糟糕的选择是清乾隆年间修纂的《四库全书》。这样的选择，根本不是为了保存完整的历史文献与史料，而是根据皇帝的个人意志，对历史文献进行的大规模的销毁、抽毁与篡改。即以《鲁迅全集》而论，从鲁迅逝世后，至少出版了1938年、1973年、1981年、2005年等几个版本。从20卷到15卷再到18卷，哪些作品入选，哪些作品剔出，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集体的选择。我本人通常以2005年的全集作为研究依据，自然是以前人的选择作为对象。

朋友批评我对鲁迅的评论存在“选择性”，这其实是一种十分简单与绝对的思维。《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有正、反两面；在鲁迅眼里，《红楼梦》是个多面体，“看见易”的、“看见淫”的、“看见缠绵”的、“看见排满”的，各取所需；而外国的哈姆雷特，竟有1000个侧面，以至于1000人眼里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只许观赏正面，不许浏览反面；只许选择A面，不许选择B面，其所体现的岂不正是思想的极权化。朋友批评我评论鲁迅存在“选择性”，实际上是批评我没有选择从“三家”“七最”“第一圣人”的角度评论鲁迅。他所要求我的是，只能选择与他相同的选择，换句话说，要与他的选择“保持一致”。否则，任何其他的选择都是片面的、主观的。强求“一致”，可以体现为治理模式与思维模式。前者通常存在于权力之于民众，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