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1683年-1753年），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历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任顺天府尹、直隶总督、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湖广总督等职。《清史稿》对他有两处评价，一是“乾隆初，（嘉淦）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一是“嘉淦谔谔，陈善避邪，一朝推名疏。”（《清史稿》第35册卷303，中华书局，1977年，页10490、10492）两处都提到他的上“疏”，说是“疏匡主德”、“陈善避邪”。他的“疏”在当时就名满天下，“尤为时所慕”，“一朝推名疏”，如此评价非常难得。

他的“疏”都“谔谔”了些什么呢？

1735年，雍正崩殂，乾隆登基，时年24岁。时任左都御史的孙嘉淦，遵照“深筹国计民生之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各抒所见”的谕旨，给年轻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同上书，页10481-10484）。

这道奏疏文字较长，通常以“三习一弊疏”名之，倒是简洁明了。“疏”是上报皇帝的，开端首先阐述的是王朝治乱兴衰的大道理，他特别强调了盛极而衰，积重难返这一问题。他指出，导致这一结局的，往往是因为“人主”为“三习”“一弊”所误。他写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九层之塔，起于垒土”。“三习”的形成，也是量变质变的结果。孙嘉淦精辟地概括了“三习”之形成。

比如“耳习”，“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不工者亦绌焉。”身居高位，耳朵里听惯了欢声雷动、颂歌盈耳。开始时讨厌逆耳忠言；再后来嫌弃沉默寡言；时间长了对没水平的歌功颂德也会反感。此即为“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另如“目习”，“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低眉顺目，唯唯诺诺——在身居高位者身边，此类人物蜂从蚁聚，习以为常。渐渐地开始排斥清高倨傲之士，再往后疏远不知敬畏之人，到最后功夫不佳的溜须拍马者也难入法眼。这就是“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再如“心习”，“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踰；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世面见多了以为不足为奇，于是乎自我膨胀，贬低他人；事情经多了觉得毫无难处，于是乎自命不凡，无所不能。与人相处看不到自身短板，扪心自问觉不出自身过失。由是认为，自己的想法没有实现不了的，自己的指令必定畅通无阻。此即为“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为什么“三习”必然导致“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呢？小人何以总会得宠于“人主”呢？盖小人善于谗谀而与“人主”的“耳习”相投，小人善于媚上而与“人主”的“目习”相投，小人善于表功而与“人主”的“心习”相投。而君子恰恰不屑于此，这就是君子往往落魄，而小人往往得势之原因。

那么，“人主”何以总是青睐小人呢？面对小人的谗言媚语，“人主”“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耳习”）；面对小人的恬颜媚眼，“人主”“谛观之而其颜悦目”（“目习”）；面对小人的炫耀伪饰，“人主”“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心习”），而这恰恰都为“人主”的“三习”所决定，“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人主”有此“三习”，其身边必定小人成群，佞臣结队。
孙嘉淦的奏疏，毕竟上奏的是皇帝，于是他的文字一波三折，摇曳多姿，为免龙颜震怒，“我皇上圣明临御，如日中天，岂惟并无此弊，抑且并无此习。”言外之意，所谓“三习”“一弊”，决不包括圣上或陛下。接着他话锋一转，切入实质，“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外在者何？“三习”是因，“一弊”是果，不仅体现了量变质变，也反映了前因后果。然而，它们却是外在，都是外因。而“三习”之形成，“一弊”之滋生，却属于内在，“惟在乎心”，取决于内因，而这内因显然体现了皇帝自身的修为与心智。

“三习”之形成，“一弊”之滋生，从本质上讲，是由于皇帝的自以为是。孙嘉淦论述了圣人、贤人、庸人对待过错的态度，他竟要求皇上掂一掂斤两，估一估份量，“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验之世实见其未能”，了解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的“未能”，并“望皇上圣心自懔之也”，劝谏皇上心存敬畏，才会“不敢自是”。可见，他把“自是”当成了“三习”“一弊”的思想根源与精神内核。

他语重心长地劝谏皇帝，“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要“不敢自是”，在用人行政方面，就要头脑清醒，眼睛明察，“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重之渊也。”确实要分清，谁在“爱我”与“益我”？谁在“愚己”与“推己”？二者混淆，“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黑白颠倒、南辕北辙，就会被小人玩弄于掌中，可不慎哉！

奏疏上报后，皇帝的态度如何呢？“疏上，上嘉纳，宣示。迁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嘉纳”者，欣然采纳也；“宣示”者，宣示于众也。皇帝一高兴，马上提拔重用。这是从《清史稿》的寥寥数字得出的印象。假如孙嘉淦当时能看到皇帝的硃批，决不会欢欣鼓舞。乾隆在这份奏疏上的硃批至少有几个意思：其一，他认为奏疏没有新意，“此皆朕十一二岁时所常诵之言，卿恐朕不能记忆而为朕重言之。”其二，他认为奏疏言不及义，“实心实政不在此也。何则？实心实政在朕之时几自勅，诸臣谟明弼谐，上下交勉，以期仰答乎天心而俯慰乎民望，不在空言之无补也。”这几乎把奏疏认定为空话连篇。其三，弘历几乎是吹毛求疵，“且卿之所奏，有都俞而无吁咈，何庸朕拒！”“都俞吁咈”是赞美君臣论政问答，融洽雍睦的一句古语，比如：“君有过举，臣当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续资治通鉴》卷177，中华书局，1957年，页4843）

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其中有量变质变的道理，有对“三习”的哲学性描述。从渐变到突变，从量变到质变，以此来分析古代政治，特别是告诫古代帝王，并不多见。魏征劝谏唐太宗的《十渐疏》（《全唐文》卷140，中华书局，1983年，页1418）大体反映了这一思想。但对皇上心理进行如此透彻深入的分析，孙嘉淦可谓第一人。据曾国藩称，正因为此，在后来的清帝如嘉庆、道光、咸丰登基之时，“臣僚皆抄此疏进呈”，可见这奏疏受到清廷历代君臣的普遍重视。

起初，曾国藩对此疏不以为然，“余在京时，闻诸士友多称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余以其文气，不甚高古，稍忽易之。”（《曾国藩全集•论著》，京华出版社，2001年，页67-68）问题不在其语言或文笔，他写道：“近年细加绎，其所云‘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转色，东西可以易位，亦非绝大智慧、猛加警惕者不能道。”他甚至反躬自省，“余与沅弟（曾国荃）忝窃高位，多闻谀言，所谓‘三习’者，余自反实所难免。”因此，他才决定“吾昆弟各录一通于座右”，“不可不预为之防”。曾国藩抄录此疏作了座右铭。由此来看，导师所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73），是有道理的。

应当指出的是，所谓康乾盛世，正是皇权专制的鼎盛期，满族皇帝不仅“以一人治天下”，且“以天下奉一人”。亿万臣民如同草芥，大小臣工均为奴隶，巍巍清廷，君临天下，暴虐横恣。正如孙嘉淦所说，满清皇帝“出一言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清史稿》第35册，页10482），已成常态。国家之兴衰，朝政之治乱，完全取决于皇帝一人之善恶与智愚，乃至其一时一事之喜怒。就是这个弘历，在其执政中期，竟以“十全老人”的自信，权力专断，闭关锁国，箝制文化，愚弄民众，荒谬决策，畅通无阻，导致了无数的悲剧和丑剧，林林总总，何止于文字狱？乾隆十六年，社会上传出冒名孙嘉淦的伪奏稿，“累万言，指斥乘舆”，“遍劾”亲贵高官。（《国朝先正事略（上）》，岳麓书社，1991年，页436）乾隆震怒，要求彻查。此案耗时近两年，牵涉近千人。而被冒名的孙嘉淦怎么样了呢？“公（孙嘉淦）终不自安，以为舍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遂自此食不甘，寝不寐，情怀忽忽，……”（《啸亭杂录》卷7，中华书局，1989年，页190）他在遗疏中称，此时“心魂无措，妻子环泣”，不久即死于惊惧之中。已故杂文家牧惠著文题为《被吓死的孙嘉淦》，并非无根之语。一代名臣，可以成就一代名疏；却无法去除皇上的“三习”“一弊”。何者？盖皇上的“自是”是不可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