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氏其人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年1月-1964年4月），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二战”时历任美国远东军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1944年被授予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军衔。1945年9月2日以盟军最高统帅的身份主持了对日本的受降仪式并代表同盟国签字。“二战”后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1952年参加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落选。1964年4月5日，因胆结石去世，终年84岁。

占领日本

在美军血战冲绳、核平广岛、轰炸东京之际，苏联的出兵，却以夺取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外蒙古独立并攫取中国的中东铁路（满洲里到绥芬河、哈尔滨到大连）与旅大军港为条件。日本投降了，美军登陆日本本土。苏联人提出要求，苏军要进驻北海道，对日本实行分区占领。这些要求遭到美方与麦克阿瑟的严厉拒绝。谈判时，苏方代表德列夫扬科气急败坏地声称，苏联一定要设法免去麦克阿瑟的最高统帅职务。甚至威胁说，不管美方是否同意，苏联军队都将开进日本。麦克阿瑟强硬回怼，“如果有一个苏联士兵未经我的许可进入日本，我将把俄国使团包括他本人在内一齐投入监狱。”（《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页180）麦克阿瑟为了淡化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印象，邀请盟国军队进驻日本。苏军不肯接受麦克阿瑟的节制，没有派出军队。按照中美两国的备忘录，中国军队将占领爱知县与名古屋附近地区。国民政府选定派驻日本的第67师，未及启程即在苏北被粟裕部所歼灭（《战后中国没派军队占领日本的经过》，作者：老冠祥，2018年12月31日《世界侨报》）。只有英联邦（英、印、澳、新）派出军队进驻四国、中国（日本地名）地区。即使如此，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参议员时，仍然指责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占领过于“软弱”。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则要求用一个四国委员会来代替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占领。

权倾东瀛

麦克阿瑟指挥盟军在亚太地区对日作战，创造了其一生的最大辉煌；他作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造，是其一生的高光时刻。

麦克阿瑟作为美军将领，当然知道美国政体的权力运行规则，那就是建立在权力相互制约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占领日本初期，麦克阿瑟几乎是日本的“太上皇”，他掌握着可以左右日本社会的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可谓一言九鼎。对于权力，他始终头脑清醒。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因为我拥有很大的权力，我就面临着一生中最困难的境地。权力是一回事，而如何支配权力又是一回事，我的军事专业学识不再是一个重大因素了。我不得不做一个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工程师、工厂总经理、教师，甚至勉强称得上的神学家。我不得不重建那个几乎被战争彻底破坏了的国家。不论我的伦理主张如何，不论我的基本性格如何，也不论我对我内心关于人类的概念如何，我都不得不把光荣、正义、同情等概念引进这个政治、经济和精神的真空之中。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一所试验把一国人民从极权主义军事统治下解放出来和从内部使政府自由化的大实验室了。（同上书，页178）

面对这样一个战争废墟，麦克阿瑟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摧毁日本战争能力，惩治日本战争罪犯”这两个预定目标上。他为盟军设计了一个更加重大而艰难的目标——重塑日本！连续6年他处于日本的权力巅峰，他以实际行动终于跳出了“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阿克顿定律”，从而成为被日美两国人民称道的政治人物；他终于打破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从而完成了日本的和平与民主转型。

为顺利完成对日本社会的根本性改造，麦克阿瑟在遣散了分布于中国、满洲（中国东北）、朝鲜、福摩萨（中国台湾）、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的690余万日军不久，几乎与惩办日本战犯同时，1945年10月11日，盟军总司令部命令币原首相实行有关民主化的五大改革。其内容是：(1)解放妇女，(2)奖励成立工会，(3)学校教育自由主义化，(4)废除专制政治，(5)经济制度民主化。（《日本近现代史》，[日]藤原彰著，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123）这道命令后来被称为“公民自由权指令”。麦克阿瑟开始行使他那至高无上的巨大权力了。其实，从当年10月到年底，麦克阿瑟又陆续颁发了一系列指令。战后的民主改革就是按照这些指令进行的。须知在当时，盟军总司令部的指令，高于日本的法律与政令。

改造日本

从19世纪末叶，日本成为一个危害东亚与世界的侵略国家，以天皇为标志的神权政体无疑是政治癌瘤。支持天皇政权的是一小批控制了武装部队、政府机关和经济命脉的寡头与军阀。这个政体之下，没有公民权，更无人权。西方观察家从不把日本当成一个现代国家，通常与古代的斯巴达归为一类。

麦克阿瑟占领日本之初，大体拟定了将要实施的各项政策。其要点是：摧毁日本军事力量。惩治战犯。建立代议制政府结构。使宪法现代化，举行自由选举。给予妇女选举权。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自由劳工组织。鼓励自由经济。取消警察压迫。发展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事业。教育自由化。分散政治权力。政教分离。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全新的日本。然而，改造日本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也有轻重缓急。

修宪依据

改造日本宪法，是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危害世界和平的核心与关键。占领日本初期，麦克阿瑟多次强调，“我们觉得新日本必需有民主政体。我们只有通过一项明文规定的和清楚地被理解的关于权利的声明才能使这样一种社会得到保证。”（《麦克阿瑟回忆录》，页197）最初，麦克阿瑟并未强制日本接受一套美国版的日本宪法。他认为，这项工作要由日本人自愿来进行。

不能说日本没有宪法。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是以普鲁士专制政治为父本，英国议会政治为母本，由萨摩和长州的助产士接生的雌雄同体的生物。”（《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美] 约翰·道尔著，三联书店，2009年，页324）改造军国主义的日本成为民主、和平的日本，修改日本宪法是必经程序。而修改日本宪法的根据，则是《波茨坦宣言》。该《宣言》第六项声明，“必须永远消除那些欺骗和误导日本人民征服世界者的权力与势力。”第十项要求，“日本政府为日本国民间民主倾向之复兴强化去除一切障碍，应当确立言论、宗教和思想自由，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第十二项许诺，“只要前项诸目的达成，并建立顺从日本国民自由意志、有和平倾向与负责的政府，同盟国占领军即从日本撤离。”（同上书，页325）

麦克阿瑟的工作班子以这些条款为基础，根据美国政府确立的以“修正日本政府封建的、独裁的倾向”为总体目标的指令得出结论：如果不根本改变日本的宪法体系，占领任务就无法达成。

“外国玫瑰”

1945年10月，按照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司令部（GHQ，即General HeadQuarters）的要求，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专门组建了一个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是松本烝治。让当时的日本人修改明治宪法，无疑于让癌症病人割除自身的肿瘤。于是，他们一本正经地演出了一幕荒诞剧。这个修宪班子无视美国修宪思想的法律和哲学根据，罔顾《波茨坦宣言》和投降条款的存在，根本不考虑战胜国对日本的要求，他们修改宪法的唯一参照，就是明治宪法本身。

1945年12月8日，松本为修宪定了调子，在参议院提出了“松本四原则”，并以此作为修宪指导方针。日本政府的修宪，在顽固坚守天皇体制方面，与晚清的宪政改革倒有一拼。1946年2月，松本试图说服占领当局，在国体问题上极力强调日本特色与日美区别。他在致GHQ的备忘录中写道：“法律制度非常像是某种植物。如果从本国的土壤中移植到外国，就会退化甚至死亡。欧美的有些玫瑰品种，在日本种植，就会完全失去香气。”（同上书，页330）这种论调，表面是评论玫瑰，实际是转移话题，无非是强调修改宪法必须考虑日本特色与日美差别。

正因如此，1946年1月，由松本牵头提交的宪法草案不过是《明治宪法》的换汤不换药。天皇的地位只是从“神圣不可侵犯”变为“至尊不可侵犯”而已。新宪法不仅没有包括权利法案，甚至取消了人民已有的一点权利，其做法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使这些抽象权利被具体法令所剥夺，例如在承认人们有宗教信仰自由时，一定要加上一句“除依法规定者外”，如此等等。换言之，经过日本政府三个月的修宪工作，日本宪法修旧如旧。

松本草案的披露，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波澜。随着盟军解除了日本的新闻检查，获得言论自由的人们，在报纸、街头和家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人们对宪法草案的总体评价是负面的。《每日新闻》的社论说，大多数人确实对政府的草案深感失望，认为它只是寻求维持现状而已。草案“全无新国家构成所必需的识见、政治才能与理想主义”。松本的宪法初稿遭到了舆论的否定与唾弃。

取而代之

刚刚进入1946年2月份，麦克阿瑟及其占领当局得出结论，日本政府没有能力提交符合《波茨坦宣言》要求的宪法草案。GHQ不得不亲自下场指导。2月1日，占领当局在一份备忘录中称，最高司令官具有“为变革日本的宪法构造可以采取任何自认为适当措施的无制约权限。”（同上书，页335）麦克阿瑟指示民政局准备修正事项大纲，以指导日本政府。2月4日，GHQ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将召集会议指出，“下周民政局将召开宪法制定会议。麦克阿瑟将军委托民政局担负为日本国民起草新宪法的历史重任”。（同上）他传达说，日本新宪法将基于最高司令官确定的三项重要原则：

一、天皇处于国家元首的地位。皇位世袭制。天皇的职务和权能将基于宪法行使，并为宪法所示的国民基本意志负责。

二、废止作为国家主权的战争权力。日本放弃以战争为手段解决本国纷争乃至保持本国的安全。日本的防卫和保护，依靠的是打动当今世界的崇高理想。不批准成立日本海陆空军。日本军队不被授予交战权。

三、日本的封建制度将终结。贵族的权力除皇族外，以现存者一代为限。华族今后不再享有国民、市民之外单独的政治权利。预算模式仿照英国制度。（同上）

其实，日本宪法草案是由GHQ民政局在东京的“第一生命”大厦为期一周的秘密会议上以英文拟就的。他们将明治宪法掏空，仅留下“结构和标题”，然后将旧壳重新填入英美和欧洲的民主理念。“第一生命”大厦第六层的跳舞厅成了现场办公场所，点缀着几组办公桌。24位官员被指派在一周之内将麦克阿瑟的三项基本原则扩充为血肉丰满的国家宪章。

经过美国人彻底改造的日本宪法，并非美国宪法的小型复制品。这是天皇制包装下的英式内阁制度的代议政体。即便如此，美国式民主的政治理想与同盟国的诸项宣言，最终也在新宪法中留下了鲜明印记。日本宪法的序言部分尤其如此。这是对美国独立宣言、葛底斯堡演说、美国宪法以及战时的两大宣言《大西洋宪章》与《德黑兰宣言》的回应与共鸣。

“原子阳光”

1946年2月11日，恰逢日本的纪元节（建国日），麦克阿瑟批准，将GHQ的宪法草案提交蒙在鼓里的日本政府。

对于美方人员登门，日本方面原以为，占领当局是与他们讨论松本提案的。惠特尼的开场白，让日方大为吃惊。惠特尼开门见山：“前几天，你们提交给我们的宪法修正草案，在最高司令官看来，完全不可能作为一份自由和民主的文件被接受。”他向日方分发了GHQ起草的宪法草案，然后说，麦克阿瑟赞成这份“以他的观点看来体现了日本局势所要求的诸项原则”的草案。日本官员“惊呆了”，“此时整个气氛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拥抱战败》，页353）

美国人退到庭园里，等待日本人在室内阅读英语文本。当白洲（吉田首相的侍从）出来走到跟前，惠特尼刺耳地说：“我们刚才颇为享受了一番你们原子能的阳光。”（同上）这句话很刻薄，无疑于严厉警告与恫吓：别忘了谁是胜利者，谁是战败者。据说，此时，一架B-29轰炸机恰好从头上飞过。

惠特尼准将的话语极具威慑力。在松本和吉田阅读了宪法文本之后，惠特尼再次严厉指出，假使日本政府拒绝此方针，最高司令官准备将草案向日本国民直接公布。惠特尼补充说：“麦克阿瑟将军感到，这是许多人认为反动的保守派集团保留权力的最后机会。……你们接受宪法草案是你们残存下来的唯一可能。”（同上书，页354）

币原首相仍然对大幅修改GHQ宪法草案寄予希望。美方直率地通知他，使用既存的明治宪法作为修改基础是“不可能的”。自负的松本反问道：“你们到底认为新宪法草案中有多少条款是基本的而且不容变更？”惠特尼回答说：“写成的整部宪法都是基本的……概而言之，我们将此文件看作是一个整体。”民政局参谋人员罗威尔上校为避免日方误解，特意补充说：“新宪法的结构相互交织，每章之间相辅相成，因而不能删削任何章节。”（同上书，页356）不过，美国方面还是给日本保留了一点面子，留下一处修改空间，采纳了松本提出的国会实行两院制的建议，但美方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两院都必须经国民投票选举产生。

2月22日，币原与内阁几位高官就美方的“最后通牒”向裕仁天皇做了汇报。这天是GHQ给日本内阁划定的最终期限。天皇得知自已的“圣体”获得保护，于是其立场简洁明了，很果断地接受了这一方案。

“西餐料理”

宪法草案发表之际，裕仁天皇发布敕语称：

朕曩受波茨坦宣言之诺，日本国政治之最终形态，依日本国民自由表明之意志而决定。朕顾念日本国民正义之自觉、享有和平生活之热望、文化向上之希求，及抛弃战争、修万邦之谊之决心，乃依国民总意之基调与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之原则，将宪法加以根本之修正，庶几以定国家再建之基础。（同上书，页362）

特别是最后一句：“政府当局其体克朕意，必期达成其目的。”天皇是在命令他的臣民支持新宪法，而这与其（在战争中）从未行使真正权力的自我辩解相矛盾。

新宪法草案公布之后，来自媒体与公众的看法五花八门。《朝日新闻》称，这个草案“不大合身，就像是借来的洋服”。《时事新报》将其比喻为：“有人闻到了从厨房飘来的日本料理的香味，结果发现端上桌的却是西餐。于是不得不放下筷子，拿起刀叉。”（同上书，页363）而日本公众对新宪法却是压倒性的肯定与拥护。日本主要政党都认可这个草案。社会党甚至声称，政府新的立场本质上就是他们自身的主张。日本共产党基于以下两点表示反对：天皇制的存续是反民主的；否定任何国家的自卫权利，是不现实的也是歧视性的。原内务省高官沢田牛麿，公然抵抗占领当局对宪法的修改，他认为，宪法修正的适当时机，应当在国家恢复主权之后。他借用《朝日新闻》的比喻说，“实际上，新宪法不过是借来的洋服，打满了太多的补丁，而且根本就不合身”（同上书，页368）。

其实，日本宪法的修改，其核心体现在“保留天皇”、“人民主权 ”与“非战条款”三个焦点问题上。

保留天皇

直到日本投降，天皇一直是日本之神。袭击珍珠港之前4个月，日本社会出版了一本《臣民之道》。执笔的御用理论家不厌其烦地强调，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日本是神统治的国家。天皇裕仁神圣不可侵犯。天皇领导的战争是圣战。

战争结束之前，麦克阿瑟即确立了利用天皇作为管制日本与改造日本之工具。麦克阿瑟的占领团队对天皇的认识并非前后一致。最初，盟军认为，“作为天皇和公认的国家首脑，裕仁不可能逃避战争罪行。他是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而且必须被看作是太平洋战争的挑起者。”也有人称，“杀掉天皇是极大的愚蠢行为，天皇仅是两千五百年来的渎神行为（近亲结婚）的产物。你不可能通过杀掉天皇消除日本人的天皇崇拜，……”（同上书，页259）占领日本初期，幕僚们为麦克阿瑟提供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就有保留天皇、利用天皇的有关内容：

在实行我们不流血的进驻之时，我们在军事上利用了天皇。天皇的命令，使七百万士兵放下武器并被迅速解散。天皇的行动，使数十万美国人避免伤亡并使战争之终结比预定大为提前。（同上书，页271）

在他们看来，天皇不仅对结束战争有用，对于战后的日本也具有某种作用。天皇是日本宪法的核心。要把日本改造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政体，就必须改造天皇，也就是把天皇从神坛降到人间。正是迫于盟国和舆论的强大压力，天皇在首次与麦克阿瑟的单独会谈中，就坦率地、直接地向盟军承担了他的战犯责任，他是这样说的，“我之所以来见你，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由你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所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麦克阿瑟亲历记》第十四章“军事占领”，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

1945年9月27日，作为战败方的代表，天皇“屈尊”来拜访麦克阿瑟。日本报纸刊登了麦克阿瑟与天皇的合影。麦克阿瑟与天皇并肩站在占领军总部楼前。麦克阿瑟身穿卡其布衬衫，敞着领口，未佩戴勋章，双手放在臀后，双臂略微叉腰，姿势有点随意。他的个子高出天皇不少，天皇则身穿常礼服，僵硬地站在他的左侧。甚至两位领导人年龄上的差距，也增强了将军资历上的优势。麦克阿瑟当时65岁，裕仁天皇44岁，从年龄上看，麦克阿瑟与天皇几乎存在代差。这张照片一公布，主次、强弱、尊卑，格局显而易见，清楚地提醒人们：日本人已经被打败，现在是美国人说了算。

1946年1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被称为《人间宣言》的诏书称：

……朕与汝等国民间之纽带，始终以相互信赖和敬意结成，非单依神话和传说而产生，也非因以天皇为现世神、且以日本国民为优越于其他民族之民族并注定要统治世界之虚构观念而形成……（《日本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页1488）

借天皇之口否定了神化的天皇，一举破除了笼罩在天皇头上的神秘面纱，天皇终于从“神坛”跌落“人间”。因而，在新宪法中，有关天皇的条款是这样的：“天皇乃日本国之象征，亦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其地位是基于主权所存在之日本国民之总意。”这与旧宪法中的“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为国家元首并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条规执行”的条款，已经发生了天上人间的变化。

人民主权

新日本宪法序言称：“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很显然，序言的精神与美国宪法“主权在民”与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国理念相一致。

当GHQ的草案提交日本内阁后，日本方面以翻译为名塞进许多私货。最明显的是对“人民”概念的歪曲。“the people”(人民)是人民主权观念的核心，“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体现的是美国政治的历史和文化概念。日本没有人民主权传统，明治宪法所说的“臣民”与“the people”不可同日而语。“人民”这个词通常是用来翻译美国宪法或是林肯总统的经典表述：“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在英文的日译过程中，虽然“the people”译作“人民”，日本内阁却弃之不用，而采用了“国民”一词。以“国”和“民”这两个汉字组成的词汇，是个日常用语，其含意是人民与国家的融合。战争年代，“国民”是个常见的宣传用语，本质上与“日本人”甚至“大和民族”是同义词。日本人试图通过这种暧昧的词语，钝化和模糊“人民主权”本身的推动力。他们一想到与天皇同等甚至高于天皇的主权形式，就吓得目瞪口呆。

非战条款

由战胜国为战败国制定宪法，剥夺日本的战争动机与军事能力，是保障东亚及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证。新宪法第九条内容如下：

日本国民出于对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的诚实希求，永久放弃作为国家权力的战争权与以武力威吓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

为达前项之目的，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将不得保持。国家的交战权，将不予承认。（《拥抱战败》，页371）

对于第九条，即便是日本人也理解不同。1946年4月4日，松本烝治说，“‘交战权'指的是宣战，并不旨在禁止自卫行为”。吉田首相指出，宪法第九条放弃交战权，也随之放弃自卫权。他评述说，所有的侵略战争，包括日本近来自1931年开始的侵略战争，都是以自卫的名义发动的。这当然是实情。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宣称，有必要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每个国家都有自卫的权利。吉田反驳说：“战争有被国家合法的自卫权正当化的可能，但是我认为那种想法是有害的”。他认为，日本今后的安全保障，将有赖于国际性的和平组织。

9月14日，国会在表决宪法草案时，曾数度参加宪法草案讨论的金森德次郎强调，“第九条的第一款并未放弃自卫权，但此权利在第二款事实上已经放弃。”“第二款的实际宗旨是，即使自卫战争也不能进行”。前首相币原同样断言，在第二款下，“日本不能拥有任何战力与外国开战的事实是非常明白的”。（同上书，页372）

不过，麦克阿瑟的解释却为非战条款留下了活口，“第九条的目的完全在于排除日本的侵略行动。”“宪法第九条是建立在最崇高的道德理想的基础上的，但是不能用任何诡辩论把这解释为完全否认对无端攻击的不可剥夺的自卫权利。”（《麦克阿瑟回忆录》，页202）这大约就是后来重建日本军队——自卫队的理由与根据。

平民宪法

日本宪法草案最为民主的方面，体现在文本和语言方面，并影响了此后的官方文件。在此之前，包括宪法在内的日本法令和文书，都是以文语体（类似于中国的文言文）书就，这种古旧晦涩的文体一般民众难以理解。1946年4月中旬之后，政府呈交的文件一律使用口语体书写。这一变化，具有极大的实践和象征意味。它不仅表明法律和全部的公文不再仅仅是特权阶层束之高阁的“阳春白雪”，而成为普通民众都能接受的“下里巴人”；也表明宪法与法律不再是特权阶层管制和愚弄平民的工具，而成了普通民众用来监督与制约政府权力的武器。影响所及，随后民法和刑法的全部文献也变换为口语体。其实，这一影响深远的变更，并非来自麦克阿瑟占领当局的压力，其动力完全来自日方；当然，提议者也不是日本政府，而是日本的学者和知识阶层。

心有不甘

这部由战胜国为战败国制定的宪法最终通过了。众议院投票表决的结果是，421票赞成8票反对。参议院的表决却是以全体起立、一致同意的票数，通过了对新宪章的采纳。（据GHQ计算，300票中仅有2票反对）麦克阿瑟回忆说：“这部宪法也许是占领当局唯一最重要的成就，因为它给日本人民带来他们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特权。我确信，如果占领当局听命于远东委员会（有苏联否决权的！）审议的话，那就会永远完不成的。”（同上书，页200）可以想见，如果由苏联占领日本北海道，或者由苏联左右日本宪法的修改，今天的日本可能要重走东德的弯路。

一些日本保守势力迫于占领军的强大威势，在宪法草案表决时少有选择、只有附和，但他们心有不甘，希望盟军撤走之后能够改变宪法已经做出的决定。一旦日本重获独立，宪法可以被修正。首相吉田茂后来坦承：“我总是下意识地有这种想法，无论有何修正的必要，等日本重获独立后都能修正过来。然而一旦做出决定，再改变就困难了。”（《拥抱战败》，页375）事实上，从1947年生效，到今天已经70多年，日本宪法从未作过修改。这不仅反映了相关人员的法律才干与政治智慧，也反映了这部宪法已为日本社会广泛接纳与深度融合。

1946年11月3日，明治天皇诞辰94周年之际，裕仁天皇颁布新宪法。一个月后，日本政府发布了将继续天皇纪年的决定，意味着仍以现任天皇的元号与其在位年数计算。依此算来，宪法颁布于昭和二十一年。这对日本保守势力来说，也算一个小小的精神安慰。

众议院参加宪法修改的官员芦田均简短致辞说：“旧的日本被投进阴影之中，新的日本诞生了。”序言以1947年5月3日为新日本的诞生日开篇，旋即宣布宪法最大的“赠予”是民主，即意味着“民治、民享、民有的政府”。天皇不再是神，而是国民统一的象征，正如富士山象征着日本的风光明媚，樱花象征着日本美好的春天。新宪法被描述为绝不再次发动战争的誓言。平等、人的尊严、幸福、“自由的喜悦”得到强调。重要的是人活着要合乎自己的良心。还有男女平等。官吏如今成了公仆。国会是人民的喉舌。司法机关是宪法的守护者。新宪法的精髓是“国民的政府与国际的和平”。

1947年5月3日，宪法正式生效之日，日本皇宫前的广场上，一支日本铜管乐队举行庆祝活动，他们演奏的是《星条旗永不落》，这分明是美国的国家进行曲。枢密院最后一任议长、裕仁天皇的明治宪法个人教授清水澄，因苦恼于天皇制的民主化，以致在数月后自杀。那个迷恋旧宪法的松本烝治，在80高龄后，仍傲然宣布，他从未“屈尊”读过新宪法的最终版本。新宪法生效之日，“几家欢乐几家愁”？

送别将军

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总统以不服从命令为由免去了麦克阿瑟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由于公然鼓吹比总统更为强硬的对华军事政策，麦克阿瑟将军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包括剥夺他在日本占领期的指挥权。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惜麦克阿瑟将军》，触动了许多日本人的心弦：

自战争结束至今，我们一直与麦克阿瑟将军生活在一起……当日本人民面临空前的战败困境，而且陷入疲惫绝望的虚脱状态的时候，是麦克阿瑟将军教导我们民主与和平的真谛，并慈爱地指引我们走上这条光明之路。如同为自己孩子的成长感到喜悦一般，他乐于接纳日本人民——昨天的敌人，一步步走向民主，并继续鼓舞我们前进。（《拥抱战败》页538）

1951年4月16日，麦克阿瑟离日赴美之际，天皇本人不顾高官们的阻挠，最后一次诚挚地拜访了麦克阿瑟的官邸。参众两院的议长赞扬将军的“公正、同情的理解和英明的指导”，尤其感谢他使国会成为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东京都议会则以“630万东京居民”的名义，表达了感恩之情。麦克阿瑟启程时，由日本放送协会(NHK)实况转播，据东京警视厅统计，送行的人数接近20万。

麦克阿瑟的专机“巴丹号”起飞时的镜头，使得《每日新闻》大发感慨：“啊，麦克阿瑟将军——将军，将军，他把日本从混乱和饥饿中拯救了出来，”这份报纸哀泣道，“你看到窗外青青的小麦在风中颤动了吗？今年将会有个好收成。那是将军五年又八个月辛劳的硕果，也是日本人民感恩的象征。”（同上书，页539）

回到美国，麦克阿瑟也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4月19日，麦克阿瑟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表演说，他以西点军校学员时代的一句流行语结束，这句话被广泛引用：“老战士永不死，他们只是逐渐调零。”（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