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壁偷光”是一则古代的励志故事，情节很简单，“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西京杂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69）这与当今邻居间的“蹭网”有点类似。

匡衡，史有其人。《汉书·匡衡传》曾介绍其身世，“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精力过绝人。”（《汉书》第10册，中华书局，1962年，页3331）靠打工求学的孩子，晚上读书只能在墙上凿个窟窿借邻家的灯光来照明。

功夫不负有心人。匡衡以其经学造诣特别是对《诗经》的精研得到世人认可，并逐步进入官场。应当说他的仕途非常顺利，最终封侯拜相，位极人臣。这是两次机遇带来的。

一是被汉室外戚史高邀入幕府。匡衡因考试不顺，被任为太常掌故和平原文学，只是职低位卑的地方文化干部。时任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的乐陵侯史高，是汉代宣、元两朝的权臣。他听从长安令杨兴的建议，为了捞取重用人才的虚名，将匡衡延入幕府，并推荐给皇上。匡衡最初任职郎中，很快迁博士、给事中。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贵人。

二是受到喜爱“儒术文辞”的汉元帝的赏识。元帝登基后，一改其父兴盛《谷梁》，传布《史记》并创造了“孝宣中兴”的既定方针，深谙经学、嗜好《诗经》的匡衡因此如鱼得水。他一生几个重要职务，都是汉元帝提拔的。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贵人。

在西汉政坛上，匡衡历宣、元、成三朝，身为朝廷重臣，并无治国理政的真本事，对于国家社稷也无真正贡献。他的长处只在经学，无非“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笔墨生意与表面功夫。他为朝廷做的工作，似乎只有《汉书》收录的三篇上疏，其中两篇都是给元帝的。

其一是回答元帝对日蚀、地震与政治得失的垂询。他多番征引《诗经》，又是《周南》，又是《国风》，反复申说，详细论证，“上说（悦）其言”，深得“朕心”，当即提拔为光禄大夫、太子太傅——成为继任的汉成帝的名正言顺的帝师。

其二是劝谏元帝宠爱傅昭仪母子超过皇后、太子事。参与皇帝家事，匡衡自然是慎重的，阐述《大雅》是不够了，于是又搬出《孝经》。他善于揣摩皇帝心理，劝谏极有分寸，“傅经以对，言多法义”，于是擢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他终于登上仕途巅峰，成为当朝宰相与乐成侯，并封“食邑六百户”（《汉书》第10册，页3341）。

匡衡虽身居相位，并无具体的施政理念，他的几篇奏疏，虽然引经据典，高谈阔论，大都是空话套话，不着边际，无补社稷民生。匡衡是主张“民不争，下不暴，民兴行，众相爱”的，但其政治措施，却大而无当，大而无用，他以“治天下者审所上”为措施，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为路径，以为只靠“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这样的浮名虚誉，就可立臻“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之化境。这个玩弄嘴皮子、笔杆子的文化官僚，到后期就成了典型的“官油子”。

元帝的宠臣、中书令石显飞扬跋扈，凌虐百僚。匡衡作为当朝宰相，唯唯诺诺，忍气吞声。此时，他早忘了曾上疏元帝的“近忠正，远巧佞，……举异材，开直言”的大义凛然。元帝驾崩之后，他才敢弹劾石显。司隶校尉王尊实在看不下去，于是上疏弹劾匡衡，指责他身居相位，明知石显专权擅势，作威作福，为害天下，却不敢及时奏劾，追究惩罚，反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失去了大臣辅政之义。（同上书，页3344）匡衡惶恐万状，只好“上疏谢罪”，并上缴侯相印绶，要求提前病休。一见其恩师遭遇政治险滩，刚刚登基的小皇帝马上出手挽留，匡衡才保住了官位。

匡衡驽马恋栈且家教不严。他儿子匡昌已是越骑校尉，不仅醉酒杀人，被抓入狱，匡昌之弟及下属竟公然抗法，意欲劫狱。表面上，匡衡有一套高超的治家之道，他曾建言元帝，“家室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福之兴莫不本乎家室，道之衰莫不始乎阃内。”（同上书，页3340）庙堂之上，大言炎炎，轮到自己头上，却是另一副面孔。于是，他再次上演辞职戏码，又来了一番“免冠徒跣待罪”。成帝对他刚刚赦免，不料他更大罪案又东窗事发。

匡衡“食邑六百户”的“特供待遇”，位于临淮郡僮县乐安乡（在今苏北），共有封地3100顷，南边以闽佰为边界。初元元年（前48年），当地有司误把闽佰当成平陵佰，致使匡衡多占土地400顷。这一失误竟然长达十余年（疑有误，《匡衡传》载，封匡衡“食邑六百户”为建昭三年，到建始元年为六年）。建始元年（前32年），临淮郡重新丈量，修正地图，调整边界，把匡衡多占的封地收归国有，并把执行结果上报相府。匡衡却指使亲信，施压地方，欺瞒皇上。临淮郡官府不得已又把已收回的土地退还相府。匡衡贪得无厌，甚至超收了本应上缴国库的1000多石谷子。此时的匡衡，早已把他向皇帝声言的“上有好利之臣，下有争斗之患”，“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的振振有辞，置之脑后。其贪腐行径遭到举报与弹劾，弹劾奏章义正辞严：“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壹统尊法制也。（匡）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同上书，页3346）匡衡知法犯法，罪行昭彰，事情闹得太大，成帝也不便庇护，只好“可其奏，……丞相免为庶人，终于家”。到底留下一条“勿治”的尾巴，虽然一撸到底，只是免官削爵，贬为庶人，“不予治罪”而已，到底还是放了他一马。

说来很有意思，匡衡一生，稗史上记有“凿壁偷光”，正史载有“专地盗土”，以“偷光”始，以“盗土”终。少时为读书而“偷光”，其情可悯，其志可嘉。后来的混迹官场，无时不在“偷光”，就是其人生的悲剧了。“偷”经学之“光”以立身，“偷”权臣之“光”以谋权，“偷”皇帝之“光”以腾达，以经学混入政界，以权术畅游宦海，以权势谋取私利，只要于己有利，无论“合法”与“非法”，一口通吃，“专地盗土”，以致身败名裂，贻为千古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