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红楼梦》的都知道那首著名的短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旧本原有“脂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论者据此推断，曹雪芹逝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此时，乾隆皇帝弘历正加紧思想文化控制，全国文化界风声鹤唳。基于这一背景，曹雪芹一再声称，该书“大旨谈情”，“毫不干涉时世”，“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他是说，这本书充满“正能量”，绝对“人畜无害”。种种掩饰与自辩，不过为该书脱罪而已。

乾隆三十七年（1772），弘历以纂修《四库全书》为名，在全国范围内搜缴书籍。开始软语相劝，继之严辞相逼，“螺扣”一日紧似一日，书籍的焚毁均以“诋毁本朝”为标准。这场文字狱竟长达20年，这也是直到乾隆晚期《红楼梦》甚少刻本的社会原因。

有人说，弘历是看过《红楼梦》的，证据是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日记：“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清高宗，指乾隆皇帝）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小说考证拾遗》，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页52）弘历一句话，成为日后对《红楼梦》批判与索隐的重要依据。嘉庆年间，清廷官员对《红楼梦》的查处，大多基于其诋毁满人之罪名。曾任安徽学政的玉麟曾指出：“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并对《红楼梦节要》及其作者作出毁版与撤职之处理。他为其权杖太短而遗憾，“惜他处无有仿而行之者。”（《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另一满洲官员那绎堂亦称，“《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诐行之尤，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同上）他们都认为，《红楼梦》的要害在反满。

道光年间，长期任职浙江的梁恭辰，对《红楼梦》的评价发生了变化，“《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摹写柔情，婉娈万状，启人淫窦，导人邪机。”（同上）这大概是把《红楼梦》视为淫书之始。咸丰年间，大清帝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在平息太平天国动乱中战功卓著的胡林翼则认为：“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足本胡林翼全集•书牍》卷26，大东书局，民国24年，页12-13）在胡林翼眼中，《红楼梦》的危害已经超出了淫书的范围。胡林翼是中兴名将，不去反思清廷内政外交失败的教训，却将官场糜烂归罪于《红楼梦》，清廷怎么救亡图存？

同治年间延续了对《红楼梦》的认知，其指责更是变本加厉，“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摩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庸闲斋笔记》卷八，中华书局，1989年，页200）同治七年（1868），丁日昌任江苏布政使，他报经朝廷批准，下达了《札饬焚毁淫词小说》的政府公告，明确将“《红楼梦》《续红楼梦》《后红楼梦》《补红楼梦》《红楼旧梦》《红楼复梦》《红楼重梦》《增补红楼》《红楼补梦》”等，全部列入“查禁目录”。公告称：“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藉放纵为任侠。而愚民尠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以致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立萌其祸。……若不严行焚毁，流毒伊于胡底？”（《抚吴公牍》卷一）《庸闲斋笔记》的作者陈其元曾是丁日昌下属，查禁《红楼梦》，他们三观一致。为确认《红楼梦》的危害性，他又提供了一条例证。“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惙（病势垂危）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何烧杀我宝玉！’遂死。”（《庸闲斋笔记》卷八，页200）陈其元试图说明，《红楼梦》不仅致人以病，甚至诱人以死。如此看来，此书何止“淫书”，可谓罪大恶极！当时的报纸也推波助澜。同治十一年（1872），少年陈笏聪颖过人，因阅读《红楼梦》遭到其父杖责。报纸评论道，“夫说部传奇等作，多属墨沼烟云，而徒以才子佳人引人入胜，少年血气未定者阅之，鲜不为淫魔所祟。……淫书之为患若此，而《红楼梦》虚中有实，尤为此中魁首，世传为曹雪芹所撰。”（1872年6月3日《申报》）把《红楼梦》定为淫书“魁首”，大概是最“高”评价了。

光绪十八年（1892）秋，上海发生了一起《红楼梦》诉讼案。书业董事管斯骏向上海县衙举报万选书局老板宋康安、书商冯逸卿等人刊印禁书，把《红楼梦》改名《金玉缘》私印谋利。管斯骏告发的人犯均居英租界，上海知县无权拘传，只得移文租界协查。租界很快回复：“照址往查，并无前项禁书”。由于上海县衙对租界没有管辖权，被告无法到案，只得草草裁决：“昨准英公廨移复，并据职员冯澂禀，核与所控大相悬殊。尔自称书董，何人所举，自成职员，究系何职？总之即有淫书，只应查禁，亦不能凭尔罗织多人，一网打尽。此案应即注销，仍候重申禁令，不准印售淫书。”（《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164）只能不了了之。光绪年间，外患峻急，先是中法战争，后有甲午惨败，继之戊戌维新与北京拳变，外患压倒内忧，朝廷上下已无精力查禁小说。正因如此，一些书商钻营逐利，《红楼梦》的刻本显著增加。

朝廷没有精力查禁淫书，民间仍有道学动力。与官方动用权力查禁不同，民间对《红楼梦》的敌视，主要诉诸舆论，手段之一就是因果报应，报应的对象首先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清代毛庆臻写道，《红楼梦》“较金瓶梅愈毒愈热，巧于不露，士大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其书作俑者曹雪芹”死后进入阴界，“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作反对。”不仅曹雪芹在阴间遭到报应，在地狱受到折磨，甚至祸及子孙，“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案，牵都司曹某，凌迟覆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阴律耳。伤风教者，罪安逃哉？”（《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页377）“凌迟覆族”一语，大概是那个年代最厉害的诅咒了。

清道光以降，英国向大清帝国大量倾销鸦片，其危害日益严重，正如林则徐所说：“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页1203）谁能想到，在满清文人眼里，《红楼梦》的毒害竟与鸦片相类，有人甚至出主意，把《红楼梦》作为“毒品”出口海外，以报复向我出口鸦片的外国人，“莫若聚此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烟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亦阴符长策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页377）大概以为，外国人看了《红楼梦》，也会遭此荼毒或陷入情网以自戕。

乾隆时虽文网密布，但《红楼梦》甫经问世，朝廷尚未警觉。且不说弘历自己看过《红楼梦》，皇族中人也有人读过抄本。永忠是弘历的侄辈，他曾就《红楼梦》题过三绝，其一是：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上有眉批：“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据吴恩裕先生考证，批语者弘旿，系弘历的堂兄弟）这说明，在乾隆年间，阅读确有禁区。因“其中有碍语”，而“终不欲一见”，看过也说不想看，言不由衷如此。

但到后期，清廷对《红楼梦》的查处，似乎只针对下属与百姓。嘉庆十九年（1819），满族诗人得硕亭搜辑了一部竹枝词，名为《草珠一串》（《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出版社，1962年，页49），其中一首：

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做鬼且神仙。
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这说明，在弘历驾崩之后，即使天子脚下，对《红楼梦》也不避讳。

更有证据表明，晚清实际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她自己就是“红粉”一枚。据说，在北京故宫长春宫与体元殿外游廊的墙壁上，有精美壁画18幅，内容均取材于《红楼梦》，描绘了神游太虚、宝钗扑蝶、晴雯撕扇、湘云醉卧等场景。而附近就是慈禧太后之寝宫。这则佚事也在别的史料得到佐证（《清代野史大观》卷2，上海书店，1981年，页72）：

石头旧记寓言奇，传信传疑想象之。
绘得大观园一幅，征题先进侍臣诗。

诗后有注云：“瑾、珍二贵妃令画苑绘红楼梦大观园图，交内廷臣工题诗”。这与长春宫的《红楼梦》壁画似乎是一回事。

另有稗史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出逃，一路颠簸，餐风宿露，随身之物，难免遗失。“京师有陈某者”，从朋友处得到遗书两箱，“陈检视其书，乃精楷抄本《红楼梦》全部，……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知出于孝钦后（慈禧太后）之手，盖孝钦最喜阅《红楼梦》也。”（《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页3768）《红楼梦》之为禁书，或“诋满”，或“淫秽”，人言人殊。之内外有别，并非满清皇族“拒腐蚀，永不沾”，驭民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