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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乾隆朝最后二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2023-08-09 18: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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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弘历也称乾隆皇帝。弘历是中国皇权历史上罕见的高龄皇帝，享年88岁，在位60年。从乾隆元年到乾隆60年，系公元1736年到1795年。乾隆朝最后20年，是指1776到1795年之间的那段时间。
乾隆纪年之前，在当时世界上，发生过两次深刻影响人类命运和世界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次是14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一次是17世纪后期的英国光荣革命。前者推动了世界文化发展，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与文化准备；后者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英国的专制君主制度被推翻，为政治史提供了全新的政治实践，开启了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英国工业革命，开辟了人类生产力大发展的新纪元，而工业革命的发展，在时间轴线上，与清帝国的乾隆前期几乎是同步的。
而此时的乾隆皇帝，正值中国皇权制度最腐朽、最野蛮、最反动的时期，在武的方面，他陶醉于征服大小金川、台湾、安南（今越南）、廓尔喀（今尼泊尔）等开疆拓土的“十全武功”；在文的方面，他以修纂《四库全书》为名，推行全国范围内的禁书运动，大规模制造文字狱，以强化政治与思想控制。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指出：“通过这项庞大工程（修纂《四库全书》），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美国与中国》第四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
下面，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简述乾隆朝最后20年间中国与世界上发生的若干事件。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1月，北美殖民地费城的政论家托马斯•潘恩出版了名叫《常识》的小册子，呼吁反对英国的奴役和压迫，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国。该书风靡北美殖民地，3个月发行了10多万册，在一个人口仅250万人的殖民地里，可能总共售出了50万册，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的抗英斗争，在舆论上为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作了准备。（《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三联书店，1995年，页57）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3月，英国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称《国富论》）出版，该书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它是经济学的百科全书，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划时代巨著之一。1902年，即在该书出版126年后，由严复以《原富》为书名翻译为中文。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7月4日，北美殖民地大陆会议在费城通过了《独立宣言》，庄严宣告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成为独立和自由的国家。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美国的国庆日。《宣言》宣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页26）19世纪60年代，德国学者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把美国《独立宣言》称为世界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P20）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以《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为题，以示祝贺。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1月1日，北美殖民地大陆会议授予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以最高权力，华盛顿为此感到不安，他在给大陆会议的信中说：“我以军职，蒙会议以最高及近乎无限的权力相托，深以为荣。……我将时刻牢记：是为了保卫自由我们才拿起武器；一旦获得自由，首先要弃置不用的也应该是武器。”（《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99）他在信中表达的思想，体现了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的开国领袖对于权力的警惕与克制。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12月，乾隆皇帝就浙江新昌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一案，颁布上谕，指责其“大逆不法”、“罪不容诛”。其实，王锡侯只是在《字贯》中对清朝历代皇帝的庙讳（如玄烨、胤禛）、御名（如弘历）原字书写，未加缺笔避讳而已。当年末，乾隆帝下令对王锡侯处以“斩决”，其子孙七人处“斩监候，秋后处决”，其妻、儿媳及未成年之孙给付功臣为奴。（《清史编年》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84）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10月，乾隆皇帝严惩《一柱楼诗》案。清廷基层官员徐述夔因其《一柱楼诗》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遭到乾隆皇帝的严厉指斥：“徐述夔身系举人，乃丧心病狂，敢于所作《一柱楼诗稿》内，系怀胜国（明朝），暗肆诋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将来立案时，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其理由竟然是：“借‘朝夕’之‘朝’，作为‘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翌年一月，清廷对已去世的徐述夔父子也未放过，而是掘棺惩处，戮尸示众。其孙辈及生徒斩监候，其曾孙及孙媳给付功臣为奴。（同上书，页308、317）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9月，乾隆帝七旬寿辰，他亲撰《古稀说》一文，自豪地声称：“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指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同上书，页358）他除了对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予以肯定外，对其他四位高龄皇帝都不以为然。他洋洋自得地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六位古稀天子的佼佼者。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5月，北美独立战争胜利前夜，身为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收到前线指挥官尼古拉•刘易斯的来信，建议华盛顿在战后担任美国国王，信中说，“我认为也许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我认为这样做会带来某些物质利益。”（《华盛顿传》，新华出版社，1984年，页635）华盛顿认为，这封“劝进书”，不仅仅反映了刘易斯的个人意见。刘易斯是一个军队派系的代言人，这个派系想使华盛顿成为这个政府的首脑。因此，刘易斯的意见，代表了美国军队中酝酿着的一种倾向。华盛顿当即给刘易斯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回信，从而拒绝了他的建议：
我注意阅读了你要我仔细阅读的意见，感到非常意外和吃惊。先生，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在战争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像你所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更使我感到痛苦。
在我看来，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临到我国头上的最大的危害。如果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可以说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
我恳求你，从你头脑里清除这些思想，并且决不要让你自己或者任何别的人传播类似性质的思想，如果你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或者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华盛顿传》，新华出版社，1984年，页635）
华盛顿在回信中，坚定不移、不留情面地拒绝了军队内部劝进他当美国国王的任何议论与思潮。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华盛顿并未因手握重兵、德高望重而试图攫取这个新生国家的最高权力，反之，他于当年11月2日发布了解散美国军队的命令，并与曾经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将士们告别，他指出：
本总司令在结束最后一项正式命令之前，在不久即将最后告别军队的时刻，在向本人有幸长时期指挥过的军队最后辞别之际，愿再一次代表他们向可爱的祖国致敬，向军队之神祈祷：……分别的帷幕即将拉起，他的军事经历的一幕将永远结束。（《华盛顿选集》，页215）
这一决定，彻底否定了古今中外类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坐江山”等等利用军权与武力夺取政权的似乎天经地义的逻辑。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12月23日，经过长达8年、不拿任何薪水的浴血奋战且战功卓著的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给大陆会议主席正式递交辞职信：
这是我在为国家服务期间写的最后一封信。……随后我将成为波托马克河岸的一个普通公民。
他再次表达了不贪恋权力与地位的愿望与意志。当天，在安纳波利斯大陆会议厅正式举行辞职仪式，并发表简短的讲话：
使我能够辞职的伟大事件终于发生了，我现在有幸向大陆会议致以真诚的祝贺，并要求他们收回对我的信任，并允许我不再为国家服务。
现在完成了委派给我的工作，我要退出这个大舞台了。长期以来，我一直是按照这个庄严的机构的命令行事的。在向这个庄严的机构亲切地告别的时候，我在这里交出我的任职令，并且结束公职生活中的一切工作。（《华盛顿传》，页657）
这个辞职仪式只用了5 分钟，这在世界政治史上，被称为“伟大的5分钟”。
1785年（乾隆五十年）正月，乾隆皇帝为其在位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并诏告天下：
朕祇承世德，敬迓鸿厘，于今五十年，寿逾古稀，康强勤政，稽三代以上帝王御宇纪登久祚者代不数觏。洎汉而后，史册更尠闻焉。方今昊穹申命，繁禧茂祉，集于朕躬；五世元孙，一堂衍庆，缉熙纯嘏之休，浃于海宇。”（《清史编年》第六卷，页485）
乾隆皇帝为自己的长期当权，长期执政，权不假人，权不旁落，而志得意满。
当年年末，他发出谕旨，表达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当权、永远“服务臣民”的决心：
今幸五十年来，寿逾古稀，康强如昔，惟有宵旰勤求，不遑暇逸，以仰副上天眷顾之殷、祖宗付托之重。设以天变为可消弭，即于今岁归政，则是欲移咎后人，图卸已责，如宋高宗年未六十，传位孝宗，置军国大事于不问，不独无以对天，并无以对子，朕岂肯出此乎？（《清史编年》第六卷，页504）
乾隆皇帝对年未六十、移交皇权的宋高宗很不以为然；当然，他如果知道功成名就、挂剑还乡的华盛顿动辄辞职、擅自离岗的行径也决不会肯定，反而会认为他们“置军国大事于不问”，试图“移咎后人，图卸已责”，是极不负责任的。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5月，乾隆帝亲自查出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中的重大悖逆情节，因书中把顺治帝与崇祯帝妄行比拟，于是下令将该书搜查烧毁，所有办理《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及总纂纪昀等、总校陆费墀等交部严加议处。（《清史编年》第六卷，页550）这起文字狱不是臣下或民间自下而上的告密或举报，而是乾隆帝亲自翻检书籍查出的重大问题。其中的案由只是把明朝亡国时的崇祯皇帝与清朝(入关后)开国时的顺治皇帝作了对比，就犯了天大的罪过，因此参与编辑、审核《四库全书》的所有朝廷官员，包括总纂官纪晓岚都受到了处理。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11月10日，华盛顿被推选为弗吉尼亚州代表团长参加制宪会议，他就制定美国宪法发表意见：
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将永远掌握在民众手中。这项权力是为了某些特定目的、在特定期限内授给他们自己选出的代表的。当这种权力的使用违背他们利益，或不符合他们的愿望时，他们可以而且无疑会撤销他们公仆的资格。
一旦授予政府这些权力时，受权管理政府的人，虽然仍只是民众的工具，即使只工作一天也要对他们所采取的每一错误步骤负责。但从他们接受权力的瞬间便会被视为暴君。（《华盛顿选集》，页237）
由此可见，华盛顿并非无视权力的作用，他不认同的只是属于少数人的、不受监督的暴君式的专制权力。
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3月4日，美国《联邦宪法》正式生效，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建立在七项基本原则之上：人民主权、共和制、联邦制、三权分立、制约与均衡、有限政府、个人权利。这标志着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多民族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式形成。
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7月14日，巴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当天，巴黎人民占领了象征王权统治的巴士底狱。8月26日，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言》开宗明义：
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的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公民人权读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页458）历史学家往往把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称为“姊妹革命”。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1月21日，在法国大革命中，法国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1月23日，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与普鲁士勾结，镇压了波兰的改革运动，第二次瓜分了波兰。根据两国条约，俄占白俄罗斯、乌克兰大部、立陶宛一部，面积25万平方千米、人口300 万；普占格但斯克和托伦两市等地区，面积5.8万平方千米、人口110万。（百度百科）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向清帝国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访华团。为达到出访目的，英方专门为乾隆皇帝赠送了代表英国工业革命最新科技成就的礼品，既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又有体现工业革命成果的“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还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等生活用品”，甚至还有代表英国最新军事技术的“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110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如此等等。（《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页311-312）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中，谈到了两国贸易：“天朝特产丰盈，无所不在，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等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以沾余润。”（《清史编年》第六卷，页745）在谈到英国所“贡”所谓先进工业产品时称:“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天朝）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清史编年》第六卷，页743）然后，这些礼品被锁进库房、束之高阁、弃如敝屣。直到1860 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才从圆明园的库房中被重新发现。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访华期间，清廷要求英国使者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遭到对方拒绝，于是乾隆皇帝拒绝了英方有关中英通商、使节驻京等一系列要求。时人认为，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与法国大革命对清廷的影响有关。一位传教士告诉访华团的成员斯当东：“使节团越早来，效果越大。法国的动乱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假如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生暴乱以前来，遭遇到的困难要比现在少得多。”（《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页411）斯当东认为：“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致犯上作乱。据说，法国人提倡的关于民主原则和他们的《人权宣言》等文献被译成一种梵文在印度流传。……中国人性情好动，有进取心，这种学说假如传到中国，那就不同了。”（同上书，页395）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10月，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结束，已启程回国，乾隆皇帝仍搞不清英吉利这个国家到底在何方，他下令查问英吉利是否即披楞部落。其实，披楞并非部落名号，其地名为噶哩噶达（即今印度之加尔各答）。清廷官员认为，此次进贡之英吉利人，其状貌、服饰与噶哩噶达相似，大约噶哩噶达即英吉利。（《清史编年》第六卷，页746）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11月，清廷从乾隆三十九年开始，历时19年遍及全国的禁书清查运动，至此宣告结束。此次查办禁书，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万1000多部，销毁书板8万块以上。至于民间畏祸而拉杂摧烧之书则更不计其数。20世纪初，鲁迅严厉批评乾隆皇帝以修纂《四库全书》为名目的大规模禁书运动，是毁灭中国“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88、191）前辈学人黄裳指出：“清代的乾隆皇帝，确是遥遥继承了秦始皇的传统，并后来居上。论手段、论规模，也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笔祸史谈丛》，北京出版社，2004年，页117-118）然而，乾隆皇帝却这样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其酷虐不可枚举，号为无道秦，后之人深恶痛绝，……”（《清史编年》第六卷，页283）其实，在毁灭文化与箝制思想方面，乾隆帝之于秦始皇，根本不是“五十笑百步”，而是“一蟹不如一蟹”。
1795年（乾隆六十年）1月，荷兰使臣启程回国。乾隆帝向其国王颁发《敕书》称：“尔邦自贸易澳门，历有年所，天朝怀柔远人，无不曲加抚恤，如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里亚（意大利）、英吉利等国，效顺献琛，天朝一视同仁，薄来厚往，尔邦谅备属之。”（《清史编年》第六卷，页782）美国学者马士描述了荷兰使臣此次屈辱的中国之行：“他们像罪犯一样解送到京师，在京城当成乞丐一样看待，随后又像押送骗子一样送回广州，并且，只要那些司仪者们认为合式，他们随时随地都要准备行三跪九叩首大礼。”(《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54—55页)中国史学家蒋廷黻曾指出：“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民国27年，页11）就是当时中外关系的客观写照。
1795年（乾隆六十年）10月24日，俄国在德、奥配合下，镇压了波兰的民族独立斗争，三国代表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条约，将剩余的波兰国土瓜分完毕。据条约，俄占立陶宛、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大部，面积12万平方千米、人口120万；奥占全部小波兰地区，面积4.75万平方千米、人口50万；普占其余的西部地区，面积5.5万平方千米、人口100万。（百度百科）
1796年（乾隆六十年）正月初一，乾隆皇帝传位太子颙琰（即嘉庆皇帝），他自称太上皇帝。乾隆传位太子，并非出于效仿尧舜，实行禅让的权力自觉，主要是他认为自己身居皇位时长不宜超过其皇祖——康熙皇帝。即使他让出御座，太子继位，他仍然不会让出“以一人治天下”的至高权力，他宣称：“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清史编年》第七卷，页2）“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只是表示一种伟大的谦虚，“军国重务、用人行政”这些“皇朝大权”是决不能旁落的。乾隆作为太上皇仍然临朝理政，嘉庆帝只能搬个小凳子一旁伺候。
1799年（嘉庆四年）2月7日，乾隆皇帝病逝，终年88岁。他在遗诏中，对自己的评价是：
数十年来，严恭寅畏，不懈益虔。每遇郊坛大祀，躬亲展恪，备极精禋，不以年齿日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陵，永惟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机躬揽，宵肝忘疲。引对臣僚，批对章奏，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歉，却萦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频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佑，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灭。（《清史编年》第七卷，页116、122）种种文治武功，种种“伟光正”，文过饰非，感觉良好，唯独不提他在任内不绝如缕、刻意制造的100多起文字狱。
